2004年，我在北京站，修无站台柱雨棚。
是的，就是现在笼罩在所有站台之上那个蓝白相间的蔬菜大棚一样的丑陋东西。
施工期间，火车站没有停运，所有的施工都得安排在夜间车少的时候。具体时间由火车站根据运营情况进行安排，比如凌晨2到5点之类，白天准备，晚上施工，专业的名称叫做“天窗点”。
这种施工的节奏非常紧张，必须在规定时间完成所有工作，否则电力机车的接触网（火车上面提供动力的电线）就会通电，27500伏，金属物品靠近80公分范围内就会放出电弧，威力足以把一个人烧成焦炭。
但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调点”的情况，就是原来车站给的“天窗点”突然由于某种原因取消了，于是这一晚就完全无事可做。
对于被工期逼得快要发疯的各级领导，这个情况是种灾难，但对于我们这种小虾米来说，则是难得的休息时间。
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带上两瓶啤酒一包花生，上到高架候车厅的屋顶（别问我怎么上去的，不会告诉你们的），坐在候车厅距离地面20多米高的女儿墙上，顶着满天星斗，美美地独自喝上一会儿，装模作样地思考人生的意义。
脚下的站台，忽而静谧，忽而嘈杂，忽而鸦默雀静，忽而人声鼎沸。一趟夜间列车，往往就带来一波人流组成的潮水，有些人呼朋唤友地到来，有些人形单影只地离去。
而我，就像是蝙蝠侠，站在所有人头顶上的暗夜之内，看着他们来来往往，看着他们步履匆匆。
这是我最喜欢的时刻，星光漫天，微风轻抚，还有啤酒和花生。我总是抑制不住自己去揣摩，这些人究竟因为什么来到北京，又因为什么离开这里？
他们在北京都有些什么样的故事？
他们进没进去CBD的高楼大厦？他们尝没尝过三里屯的纸醉金迷？他们看没看到卢沟桥的清清晓月？他们听没听见未名湖的朗朗夜读？
这一刻，我仿佛带着神灵的视角俯瞰而下，下面所有人的经历都在我的想象中变得丰满而完整。
可惜，工期很短，“调点”有限，不到一年，工程结束，我离开了北京站。那时，女儿墙下，42个啤酒瓶子排成整齐的一列。
之后，我经历过无数次北京凌晨2点，有时清醒似水，有时烂醉如泥，有时孤身一人，有时扈从如云。
我在办公室里熬夜画过图，我在二环路上酒后飚过车；我在空无一人的长安街上嚎啕大哭，我在燕舞莺歌的夜总会里纵声高歌。
凌晨2点的北京，像一只鬼怪刚刚撕去画皮，像一个59分的美女慢慢卸去妆容，白天的冠冕堂皇一点一点褪去，城市开始显露真实。
酒吧街上，游走的流莺在期待生意，满脸的厌弃，对自己？对他人？
天安门前，围坐的游客在等待升旗，满身的疲惫，是旅途？是生活？
大医院前，呆立的病患在熬夜挂号，满眼的焦虑，为病情？为排队？
地下道里，枯坐的流浪者无家可归，满心的冷漠，因生命？因社会？
北京凌晨2点：
有人哭，有人笑；
有人站岗；有人夜跑；
有人KTV，有人赶报告；
有人滔滔不绝，有人默默思考；
有人美酒加咖啡，有人馄饨配油条；
有人看书听歌网游，有人跳舞泡妞嗑药；
有人热裤抹胸超短裙，有人棉帽毛裤大皮袄；
有人更深露重不知归处，有人笙歌夜夜由暮至朝；
有人安步当车一万三千步，有人二环狂飙七百八十秒；
有人独倚望江楼肠断白苹洲，有人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
北京凌晨2点，无数的人生在享受，无数的生命在挣扎。最黑暗的夜晚，却是这个城市最充满活力的黎明。这里是所有人的天堂，这里所有人的地狱，这里是所有人的心灵圣堂，这里是所有人的狂欢舞场。
在这里，我孤独地行走、骄傲地生长。时间久了，北京的凌晨2点，终于跟其他所有地方的凌晨2点再也没有什么分别。
PS：
讲两个在北京站时的故事吧。
第一个：
某天凌晨5点，刚结束一个“天窗点”，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回休息室，准备在值班床上小睡一会儿。刚阖上眼，外面忽然人声鼎沸，我赶紧出去，见许多人喊叫着向一个方向跑去。
我跟着人群上了明城墙（北京站的南侧是明代的一段老城墙遗址），看到一个黑乎乎的人形事物躺在担架上，身上的衣服已经看不出什么颜色、什么材质，完全就是一片燃烧过后的灰烬，还有若隐若现的火星闪动。他一只手高高举起，手指已经完全不是正常的形状，像一只碳烧的鸡爪一样扭曲。在等待救护车的时间里，他已经不能正常表达意思，只能长一声短一声地，痛苦地嚎叫，或者微弱地呻吟。
后来听说，这人是隔壁施工单位的一个民工，做水电专业的。估计是瞎玩，得了梅毒，老家的医院治不好，到北京的医院一问，想治好得五千块。找包工头借，包工头不借，找老乡凑，大家情况相似，凑不出这么多。
于是一时心窄，找了根五六米长的电管儿，去捅接触网（记得我前边说的吗？27500伏），一道电弧，整个人都烧焦了，送到医院，四肢截了三肢都没救活……
第二个：
某天下午，我正在一站台上来回走柳儿（北京话，沿着一条直线来回巡视），突然对讲机响起，说三站台发生一起高空坠物，旅客投诉到车站了，让我去处理一下。
我赶忙跑到车站值班室。投诉的是一个老头，七十岁左右的样子，精神矍铄，满头银发一起不乱，旁边还跟着他女儿。
老头是个老革命，据说参加过抗美援朝，今天是送战友回家，没想到战友的车刚开走，一根螺丝就掉在他面前。我带着他来到三站台的坠物地点进行指认（工人已经得到消息提前撤退了），老爷子很激动：
“就差一步！就差一步！这么大根儿铁，掉在我脑袋上就开了瓢儿了！想当年我在朝鲜战场……”
老爷子从安全生产讲到金华炮战，从“谦虚谨慎是我党的一贯作风”讲到38军在三所里战斗的战术大迂回，溜溜训了我一个半钟头。我本来笔管条直地站着，后来看见他闺女在他身后一个劲儿给我使眼色。我于是会意，赶紧请假走到一旁假装打电话。
回来，我跟老爷子说，我们领导对这件事非常重视，马上组织了调查，现在已经找到事故责任人了，是个19岁的学徒工，现在为了严肃纪律，也为了给您老一个交代，我们领导决定对责任人处以开除处分……
老爷子愣了一下，明显有点着急：“别开除啊！教育教育就行了，年轻人谁不犯点错啊？不行，你带我去找你们领导，我得跟他说说……”
我赶紧拦住，说一定把他的意思转达到，又连哄带骗把老爷子送出了车站。老爷子还不放心，一步三回头地叮嘱：“不能开除，教育教育……教育教育就行……”
打这之后，我一直对这些新中国的前辈们报以崇高敬意。
2016年10月10日于北京海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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