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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是一种慢性病

1998年的冬天,我站在石家庄某个繁华的十字路口,等人。
 
石家庄的冬天虽然不像我的故乡那样多雪,动不动就刮起“大烟炮”,但也冷。北风就像是女流氓们冰冷的小手,无论你怎么扭捏,怎么躲闪,它总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探进你的衣服,撩拨得你全身泛起鸡皮。我裹着自己最厚的一件羽绒服,拖着两管将出未出的大鼻涕,用我的家乡话说,冻得嘚嘚的。
 
偶一回首,身后有一老头,瘫坐在墙角避风之处。开花的矿工棉袄,看不出本色的绒线帽,一个肮脏的绒球似掉非掉,在头的一侧半死不活地垂着。一张军便毯,一半搭他在腿上,一半叠了两叠,垫在他屁股底下;身前是一个变了形的不锈钢盆,里面三三两两地扔着毛票。
 
冷风吹过。我摸了摸口袋里的两张十块纸钞——一张用来请朋友喝咖啡,一张用来给自己点橙汁以及坐车回去。我知道自己应该对这个老头的饥寒交迫视若无睹,因为这并非我的责任,而且我也并不富裕,但内心里却总是有什么东西在蒸腾,无法平静——或许,我可以给朋友和自己都点橙汁,然后再走上一个半小时走回去?
 
就这样吧!
 
我掏出一张十块,摩挲了一阵子,依依不舍地放在老头面前的盆儿里。老头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浑浊的晶状体里透出微光,干裂的嘴唇翕动两下,用力听,大概是“谢谢”二字。我心里一酸,默默地退到一旁,肉体依旧冰凉,内心却渐渐温暖起来。
 
风还在刮,人还没来,我在羽绒服里面又缩了20%。真冷啊!有盆火就好了……
 
哆哆嗦嗦地翻了半天,我在最深处的口袋里翻出了半包荷花——那时的荷花还没有眼下的风光,是市面上最差的香烟,售价八毛,没有过滤嘴,包装差烟草更差,吸得口大一点,就会头晕,我们穷学生互相串烟时,都不提牌子,直接说给我来一“闷棍”——刚想让让老头,却见他贼头贼脑四下张望,确定没人注意时,从矿工棉袄的袖子里褪出一包烟来,白色的盒子,顶部一圈红边,左边一座鲜红的宝塔,右边是闪闪发光的三个大字——
 
红!塔!山!
 
那一瞬间,我突然有了一种魔幻的感觉——冷风凝固,行人止步,空气中漂浮的尘埃都变成了小颗的钻石,在阳光的映照下反射七彩光芒;一个声音,配着贝斯键盘和架子鼓的混响,穿透时空,从天而降,坚实得像陨石,密集得像冰雹,砸了满大街的坑,砸了我满脑袋的包:
 
傻逼了吧?上当了吧?你智商低,你眼还特么瞎!
 
傻逼了吧?上当了吧?你不只穷,钱还乱特么花!
 
(以上请用瓦格纳《婚礼进行曲》的节奏演唱)
 
……
 
萧萧冷风,呦呦车鸣,身旁的树木早已离散了自己的孩子,孤零零地矗立在路边,像没嗦啰干净的鱼刺,像经历了无数酷刑的苦行僧。在愈发放肆的女流氓的小手抚摸之下,我的身体由内至外一片冰凉,小弟弟拉紧了所有皮肤,徒劳地想要缩进腹腔——我感觉肚脐眼被拉大了,连乳头都下沉了两公分。
 
一团前所未有的屈辱慢慢从我的脚底升起,爬过双腿,在丹田中郁结不散,那是对于善良的失望,那是对于自己的愤怒。
 
在1998年的冬天,在石家庄最繁华的十字路口,我仿佛获得了天启。在我面前,一层又一层的薄纱次第掀开,我觉得自己终于看清了善良的真面目——它就是一个肮脏的老骗子,嘴里悠然自得地喷吐着红塔山的香甜烟雾。
 
然而……
 
2004年,北京,在北京西站,我给了一个钱包被偷回不去家的老太太一百块,一周之后,发现她还在站前广场,钱包又被“偷”了……
 
2009年,珠海,在人民医院,我给了一个跪在医院门口替老妈凑药费的中年男人二百块,下午输完液,看见他被警察扔进了警车……
 
2012年,贵阳,在龙洞堡国际机场,我把全身的零钱,合计73块8毛,都给了一个替山区孩子募捐的民族大学的大眼睛女生,三天后看新闻,说有犯罪分子冒充公益人员在机场行骗……
 
2016年,北京,在微信朋友圈,我给罗尔的公众号文章打赏两百块,转天就听说这王八蛋还有一辆汽车三套房……
 
……
 
不只是我,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有类似的经历,虽然也懊悔,也气愤,也咬牙切齿,但一遇到事情,却依然善了又善,骗了又骗。这就像是一种慢性疾病,与咽炎和鼻炎一样,总是时不常地发作一下,让自己恶心半天。
 
好在,善良虽然无法根除,却也并不致命。慢性病就慢性病吧,又有什么呢?年积月累,它不过就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鼻塞了就喷点喷剂,咳嗽了就含个含片,我们并不会因此就切掉鼻子、堵住嗓子,我们当然也更加不会因为上过几次当,就万念俱灰,就舍弃自己良心。
 
善良再苦,总归有救;真正针石难愈的,是名为”冷漠“的不治之症。
 

2017年12月11日于北京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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