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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心境!

浪兄:
 
你好。关注你的公号快一年了,很喜欢你的文章,特别是那几篇关于中年人心态的。通过你的文字,感觉我们的年龄应该差不多,都有可能面对同样类型的问题。我现在就面临一个难题,不知你能否为我解惑?
 
我是体制内的,本来发展得还算顺风顺水,但是前一阵子,我的直属领导在“斗争”中失败,连带着我们也被边缘化了。虽然职务收入都没有变化,也不会失业,但我明显感觉到周边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人看我们的眼神都怪怪的,虽然我们的具体工作并不受任何影响,但是难免心里惴惴不安。
 
我知道,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我非常担心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中迷失自我,不断沉沦下去。或者,我应该干脆地换一个新环境?
 
盼回复。
 
红旗下的蛋
 
红旗下的蛋:
 
你好。
 
看你的网名应该是老崔的歌迷吧?
 
也是,我们那一代的年轻人,不听打口碟,不听枪花,不听RadioHead,不喜欢崔健、张楚、黑豹和唐朝的,恐怕很少。
 
那时的我们,总以为身边的一切都是永生的,不论是机车服还是摇滚乐,不论是肮脏的长头发还是破洞的牛仔裤,都应该不增不减不生不灭。然而,时光终究给了我们一记重重的耳光,先是各种民谣的骚柔,后是R&B和HipTop的韵律,摇滚的叛逆和狂野在大环境的变化之下,变得像骨瓷餐具上的老鼠一样危险而又不合时宜。
 
我们认为环境是可怕的,它能杀死强大的恐龙,自然也能扭曲我们弱小的心灵。在自然历史学界,环境决定论是一种普遍认知,物种、人种、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无不屈从于环境的力量。但是,环境决定论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就像富饶的美洲大陆,既培养了自相残杀的印第安人,也诞生了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环境和人其实是可以相互作用的。
 
环境分为两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自然环境的改造不必说了,在科技力量的加持下,移山填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愚公移山不再需要黄巾力士,只需要炸药和挖掘机就能搞定,当然还得有钱;难的是社会环境,因为社会由人组成,人心又是世上最难揣测之物——连准确衡量都无法做到的东西,又如何改造呢?
 
好在我们还有精神力量。
 
杨渡先生在《暗夜传灯人》中讲了一个故事:
 
1996年,他见到了一位西藏边境来的仁波切。在文革中,这位高僧还是个小小的僧人,但也被从偏远的寺庙被抓到拉萨的监狱,关了6年。当时各地的密宗老师,都被抓来集中关押,许多普通求道者穷尽一生、踏破铁鞋都无处寻觅的一代宗师,竟天天一起静坐于此。
 
因为这个共囚的命运,他不费吹灰之力,便遇到了最多最好的老师。那些大师不知未来命运如何,生怕一生功力就此失传,于是便毫无保留地将所有知识和心得一一传授给他,没有典籍,只能口授,靠着大师们背诵,他用监狱里能买到的普通笔记本,记录下所有能记录的典籍。
 
“寒窗苦牢,竟成了我最好的大学。”仁波切如此说。
 
余秋雨在《霜冷长河》中,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他的一个朋友,被判入狱几年。余秋雨去监狱演讲,却没能见到,于是托监狱长转交了一张字条,上写着:“这是你最难得的学习外语的机会。”
 
果然,几年之后,朋友刑满出狱时,带出了一本60万字的译作。
 
在很多人的眼里,监狱就是监狱;在更多人眼里,监狱就是恶人们的加工场;但是在仁波切眼里,高墙之内却是一所大学;在余秋雨朋友的眼里,牢房却是他的书房。
 
有些人虽然身处象牙塔内,眼里却只能看到青蚨邓通;有些人即便身处鲍鱼肆中,鼻端却能嗅到芝兰之香——这就是精神的力量。
 
对于精神强大的人来说,外部环境不过是自己心灵的投影,因我而生,因我而长,因我而变,因我而灭。一帆风顺还是惊涛骇浪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分别,一样地小心翼翼,一样地漠然视之。
 
对于你来说,所谓外部环境的变化,有可能是客观在变,更有可能是你的心态在变。不过,既然你的饭碗没有威胁,地位没有变化,又何必杞人忧天呢?该吃吃,该喝喝,该工作工作,该娱乐娱乐,扎好马步,稳住心神,以不变应万变,以恒定之心笑看风云变幻,是为上策。
 
此外,还要恭喜一下你。边缘化是一种难得的人生体验,它意味着你可以暂时跳出围城,审视自我,审视人心;它意味着你可以获得休憩的时间,埋锅造饭,扎寨安营。人生不可能一直在战斗,必要的回味和休息,是让你打得更好的前提。趁机丰富一下行囊,补充一下弹药,提振一下士气,整肃一下军心,糜而不费,何乐而不为?
 
2016年,北京工体,崔健30周年演唱会,我因为琐事缠身,没有去成。但是听去的朋友们讲,当那一曲曲熟悉的旋律响起时,那些超过40岁的大叔们依旧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看来,有些东西确实能够永生,不论环境如何变化,人心和情怀总是像一块磐石,或许被风浪击打,或许被潮水淹没,但却一直坚定而不转移。
 
浪来浪去
 
2017年3月28日于北京海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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