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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历与火炕

退休以前,我妈是老师,我爸是工程师,一个在学校,一个在工厂,都勉强可以归于知识分子一类。
 
既然是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味道就比较浓厚,“文人相轻”的劲头也大,一斗嘴就喜欢互相贬低,你说我业务生疏,我说你专业浪费,两个人经常斗得不亦乐乎,连给我做饭这种大事都能忘了。好在他们还以孔子门徒自居,爱惜脸面,文斗为主,不怎么武斗,否则我肯定经常得离家避祸。
 
斗嘴的过程中,我妈有一个大杀器,叫做:
 
我在学校每年好歹还能带几本挂历,你们厂子能带点啥?
 
每当她搬出这个大杀器的时候,我爸往往就词穷了,总得思谋好久,另起炉灶另辟蹊径进行反击——没办法,他们厂生产雷管的,带一个出来都够判刑。
 
说起挂历,这大概是我小时候家里最不缺少的东西,每到一年将尽之时,我妈就成捆成捆地往家背挂历,有学校发的,有合作单位给的……当然,大部分是学生送的。
 
那个年代,也不知道为什么大伙都那么喜欢挂历,一个普通家庭一年往往需要三四本才够用,一个屋子至少挂一本,像我家这种比较“土豪”的,连厕所里都要挂上一本——我现在一上厕所就想看画,都是那会儿留下的毛病。
 
那时候的挂历形式丰富、主题多样,印刷也很精美,纸张厚实,色彩丰富,因此除了标识日期之外,还能派上各种用途——水墨山水等艺术气息浓厚的,往往挂在客厅里撑面子;生肖动物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用来送给亲戚朋友;普通建筑和风景照片都留给我包书皮;至于泳装美女、电影明星之类的,是“资产阶级大毒草”,能让男人分心,小孩学坏,我妈一律送到我姥姥家去糊炕。
 
火炕是北方人民的伟大发明,基本原理就是利用炉灶做饭产生的热烟来给屋里供暖。
 
盘炕是个技术活,盘的好的师傅少之又少,也贵,盘一回得一个猪头两瓶酒,还得看跟你家关系好不好。炕不好盘,烟道短了,散热效果差;烟道长了,拐弯多了,又容易堵,一堵烟就都跑厨房去了,还得把炕拆了重盘,麻烦得紧。
 
过去的东北农村,炕是最重要的东西,一间屋子半间炕,一半的家具都在炕上摆着,一半的时间都在炕上盘着。柜子在炕上,叫炕柜;桌子在炕上,叫炕桌;来了客人要是拽把椅子给你坐,是一种羞辱,必须得“炕上坐”,还得“坐炕头,炕头暖和(naohu)”。
 
所以,东北的炕都比较讲究,一般炕面上必须得糊牛皮纸或者大白纸,上面再铺精细草席或者地板革,显得干净。像我姥姥家这种,有个好闺女,每年都能用挂历纸糊炕的,少之又少,是人人羡慕的对象。
 
再就是炕沿儿,一般是一条整整齐齐的矩形长木头,必须打磨的非常光滑,一点毛刺儿不能有,要不半夜光着上厕所,往炕下出溜,容易剌着屁股。前一阵子我一朋友开了个农家院,一水儿的火炕,结果弄炕沿时犯了难,木头不好找,太次的木料不上档次,太好的木料早都送去车珠子了,没这么大的,最后干脆定做了一堆意大利大理石炕沿,触手生温,倒是好东西,不过装上之后怎么看怎么别扭。
 
东北人吃饭、睡觉、会客都在炕上,所以个个都会盘腿。听我姥姥说,我一岁左右的时候,还不会说话,但是腿儿已经盘得有模有样了,没事儿就在炕边的窗台上盘腿坐着,拍着腿傻乐,有时候脑袋太沉,坐着坐着就掉下来,“咚”地一声,大头冲下磕在炕上,把正做活儿的我姥姥吓一跳,没等她跑过来,我已经又爬上窗台,继续盘着腿傻乐。次数多了,弄得我姥姥也有点含糊,跟我妈商量:“这孩子不是脑子有问题吧?要不咱别养活了?”
 
一直到现在,我盘腿的功夫还非常好,还是“五心向天”那种大盘,盘多久都不觉得累,仿佛这就是腿应该有的最天然的姿态。而且不挑地方,沙发上也盘,椅子上也盘,一没留神,腿就编上了,自己都没感觉,完全地下意识动作。看赵本山宋丹丹的《昨天今天明天》,里面崔永元让他们放松,让他们唠嗑,赵半山马上就踢了鞋子准备盘腿,不由得会心一笑。
 
小时候寒暑假,总要到我姥姥家住几天。晚上上炕铺好被子,我姥姥总是先不睡觉,必得拽过烟笸箩来,装上旱烟,先美美地抽上一袋。我横在旁边,卷在被筒里,侧着脑袋,看着黑暗里一明一灭的火光,闻着空气中丝丝缕缕的烟气,感受着身子底下一棵又一棵被浆糊沾染着的“大毒草”,倦意慢慢慢慢漫过大脑,精神一点一点游离身体,直到我姥姥抽完了,伸长手臂,把烟袋锅在炕沿底下的砖上磕得磕得,说一声“睡吧”,于是眼皮“吧唧”一声粘合起来,世界忽地化作一团烟雾。
 
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
 
那就是岁月静好的声音。
 
2017年5月12日于北京海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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